单田芳为何嗓音沙哑,文革中遭遇迫害,为说评书换了一口假牙

采写/新京报记者 武云溥

人物摄影/新京报报记者 孙纯霞

图片提供:中国工人出版社《言归正传:单田芳说单田芳》《乱世枭雄》(全四册)《单田芳自选集》《白眉大侠》(全四册)系列丛书

(采访及拍摄于2010年12月,部分内容摘自《言归正传》)

惊堂木一拍,白纸扇一抖:“咱们言归正传!”

人们熟悉单田芳那略带沙哑的嗓音:“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”分解了几十年,2011年年初他出版了自传《言归正传》,讲述自己的故事。当年,新京报记者在该书出版前曾和单田芳有过一次深度采访,那年老爷子76岁,在他北京的家中缓缓开腔,感慨万千。

曾想当医生,结果继承家业说评书

我家是世家,从爷爷辈到父辈,都是搞曲艺的,从小我就受这个氛围的熏陶。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,这是我亲眼目睹的,“下九流”这话外面人说得不多,净是咱们艺人自个儿这么说,确实心酸。

我生在天津,后来跟着家人到沈阳。外祖父王福义是最早闯关东的那批民间艺人,我母亲唱大鼓,父亲是弦师,小时候我就在后台扒拉着看——那会儿艺人们演出都不卖票,说完一段书,拿个小笸箩,下去给人敛钱。一段书三分钱,“捧场了捧场了”,就这么喊。人家爱给就给,不给钱也没辙。当时我心里觉着,下不了一个好词: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啊,我可不愿干这个。

单田芳为何嗓音沙哑,文革中遭遇迫害,为说评书换了一口假牙

解放后我也大点儿了,想的是念书考学。1953年高中毕业,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。我想当医生,穿个白大褂,戴个听诊器,往屋里一坐,多绅士啊,起码不受风吹日晒。可是赶上得场大病,上不成学了。家里人说,你还是学评书吧。

虽然我那会儿不会说评书,对这门艺术也不感兴趣,可是因为家里的熏陶,我们家祖宗三代都是说书的,所交的朋友大部分也是搞曲艺的,说评书的唱大鼓的说相声的,他们每相聚在一起,都是三句话不离本行,我妈也在不断地学习,她怕学到的东西忘了,就叫我做记录,尽管我那时不会说书,但做的记录太多了,像《隋唐演义》《大明英烈》《五虎平西》《呼杨和兵》《三侠五义》等书,都做过详细记录,那会儿年轻,脑子好使,听一遍就忘不了,虽然我那时还没有说书,但满肚子都是书。

第二年,我就拜了李庆海为师,并和师父去了营口演出。按辈分我师傅是庆字辈的,我应该是田字辈的,从此单传忠改名叫单田芳。我就开始每天跟在老师身边认真听他说《小五义》,他在台上说,我在台下记录,到了晚上师父开始给我上课,教给我说评书的要领,以及表演人物的技艺。

单田芳为何嗓音沙哑,文革中遭遇迫害,为说评书换了一口假牙

单田芳(左)与师父李庆海

评书其实就是口头作文,有很多不合乎语法的口语化表达,包括歇后语、家乡话。我们都是提前打好腹稿,词儿很多是临场发挥。

如果我没记错,我是1955年到的鞍山,1956年大年初一第一次登台表演,到了1957年,我已经成了小红人了。

四海为家苦漂泊,44岁重返舞台

刚解放那会儿,我靠说书有了经济收入,也有了社会地位,打心眼里高兴。走合作化道路,成立人民公社,我在辽宁鞍山定居,说书也算小有名气,不觉得这行当低贱了。这辈子两次新生,全国解放算头一回。

要说第二次新生,得先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,就是“文化大革命”。我就是因为说错了话,成为“现行反革命”,被下放到了农村。

从小生长在城市,我是苗草不分,到农村什么活儿都不会干。而且我下放那地方,是东北地区的穷中之穷,干一年挣不了三百块钱。光口粮钱就得两百四十块,一年口粮三百六十斤,是毛粮,磨下来就二百多斤成品粮,哪够吃?农村老百姓本地人还有个亲戚能照应,咱是外来户,戴着“帽子”下来的,人生地不熟,可想而知是什么处境。

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城里,满腹委屈无处申诉。为了糊口,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一空,坚持了四年,到后来就根本吃不上饭了。我心想这样下去,非死在这儿不可。与其等死,不如铤而走险。

我就跑了。

单田芳为何嗓音沙哑,文革中遭遇迫害,为说评书换了一口假牙

从那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,当时吃饭要粮票,住宿要介绍信,到处都有民兵,天罗地网,你能跑到哪里去?可我愣是从农村跑出来了,就在外头漂流。哈尔滨、长春、沈阳,好多地方。为了维持生活,我跟别人学了制作一种手工艺品,叫“水泡花”,拿个罐头瓶泡几朵小花,叫我女儿去卖。人家一看,我女儿端个小瓶子站百货商场门口,那花儿五颜六色的挺好看,就都来买。除掉工本,一瓶能挣几分钱。积少成多,攒到几块了,就能买粮吃。苞米面一斤三块钱,那也得买,也得活着。

四年多在外边漂流,做梦也没想到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,落实政策,平反冤假错案。听说这消息的时候,我还在外边漂着呢,是有朋友告诉我,你那些事儿可以解决了,有说理的地方了。我心想“平反昭雪”这词,古书里边有,现如今不可能。朋友说不骗你,党中央给做主了。

1978年,我恢复名誉,恢复公职,迁回城市,还拿到了国家赔偿我的十年工资——共计八千多块钱。那年,我44岁,重返舞台。

嗓子动了三次手术,满嘴都是假牙

要说我这嗓子,也是在那会儿落下的毛病。因为落实政策的事,一直迟迟不能解决。着急上火,我的嗓子出了问题,几乎说不出话来,吃了很多治嗓子的药也不见功效,右耳朵也聋得不行。后来,又忙着恢复茶社,成立新的书曲队,着急上火嗓子坏了,耳朵聋了。动了三次手术,我的嗓子变成了现在这样。

“文革”的时候,我的牙齿被打掉了几颗后,牙就疼,从来没有间断过,开始带牙套演出,结果掉颗牙就得换个牙套,得适应很长时间才能合适,刚合适了,别的牙又开始松动了,又得去拔牙换新牙套,作为一个评书演员,主要靠的是嗓子和牙齿,牙出了毛病,对我来说是个大的威胁。到了1984年,我一狠心把满口的牙都拔掉了,换了一口假牙。

单田芳为何嗓音沙哑,文革中遭遇迫害,为说评书换了一口假牙

俗话说,牙疼不算病,疼起来真要命,这些年来,我一直跟我的满口牙做斗争,总是忍着牙疼,说书录书,或到各地去演出,满口假牙安好之后,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折磨和痛苦。你想,满口塑料掐在牙床子上,那是一种什么滋味?我总觉得满嘴里都是牙,连舌头都没有地方待了。大夫给我打麻醉针、镇痛剂,我是镇痛片不离手,有时候疼得连觉都睡不着。我还清楚地记得,我率队到安徽省巢湖去演出,我的上牙龈肿了,还化了脓,长了好几个脓包,既不敢吃饭,甚至连热水都不敢喝,可是演出的日期又不能更改,我只好忍痛坚持,在我临上场前,让我的同事找一根大针,叫他把我上牙龈上的脓包全挑开,找点药棉花和纱布往外挤脓,同志们下不了手,我就找来面镜子,忍着痛自己挑,挑破之后,往外挤脓,当血水淌净了之后,就不那么疼了,然后我又带上假牙,坚持去演出,演出结束后,我头痛欲裂,只好到医院去打镇痛剂。即使这种情况我的演出依然没有间断过。

日均一亿观众收听,全在自家录制

说书这行当,到改革开放以后,又是新局面。书还叫评书,说法不一样了。我的理解,在茶社里说书,面对观众,有随意性,随便动弹动弹,说点车轱辘话,说完一段抽根烟,都没关系。电台不行,电台要求简洁明快,没有观众。上电视说书更不一样,要求更严格。

开始不适应,录音的时候,面对麦克,空无一人,说成什么样也看不着观众反应,怎么整呢?我想了一个办法: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,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,还有俩监听的,还有个主任,录书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外头坐着,我透过玻璃看得清清楚楚。我一想,就拿他们当观众,他们也是人,我在里边说,看外边他们的表情。我一抖包袱,他们龇牙一乐,我心想这包袱抖响了。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,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,没把他们说住,我得注意了。

单田芳为何嗓音沙哑,文革中遭遇迫害,为说评书换了一口假牙

到1994年我退休后搬来北京,书录得更勤快了。开始是到北京电台里去录,后来我自己办公司,租用录音室,一来费用较高,第二个,北京交通越来越不方便,有时候堵车,急死也过不去。我一看,这录音也没什么神秘的,就是墙上贴隔音板,地上铺地毯,麦克买好点的,门加厚点关上,我在家也能录。这样就开始摸索着在家录书,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做功课。睡不着啊,工作积压在一起,全国四百多家电台,都有“单田芳书场”,每天超过一亿听众,我得供上人家播啊。早起来满天星斗,我看书时头脑特清醒,看一遍闭上眼睛,这故事怎么回事,哪是重点哪该删掉,心里都有了数,打开机器就录。

这些年下来,要说哪儿是家,真是个难题。如今我人和户口都在北京,公司事业也在北京,在北京工作16年了,北京就是我家呗。北京郊区,尤其怀柔那边,可玩的地方太多了,我说还出国溜达什么啊,哪儿也不如北京好。

可人老了,就常想念老家。我76岁,也忙不了几年了,心里想着,最后还是得回家。我从鞍山出来,老家熟人多,亲戚多,没事串个门,叙叙旧。北京当然也有好多朋友,可有几个人是打伪满洲国那会儿过来的?讲起过去的事儿,还是找东北那些老人。

这辈子最崇拜英雄,感叹人生就是熬

我要是不说书了,真不知道干什么去。评书是传统艺术,后继有没有人,是个问题。外界感觉好像说书的就这么几个人,其实并非如此。我到东北地区和河北地区,那些小县城里,说书人很多,只是还没什么名气。现在都讲究品牌,电台电视台也一样,放单田芳的评书,听的人多,就有企业愿意拿钱做广告。

最近两年我倡导“红色评书”,想的是建国六十年、建党九十年,咱们应当说说新中国来之不易,说说这些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。这想法出来,好多人都支持,正琢磨头一个讲谁合适呢,遇上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将军。她是长征时候最小的战士之一,给我讲她的经历,讲她的父亲,我很受感动。关于贺龙的书很多,我翻了很多,整理出来,加上她提供好多素材,录了三百集《贺龙全传》。从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,一直到受“四人帮”迫害至死,都录下来了。

单田芳为何嗓音沙哑,文革中遭遇迫害,为说评书换了一口假牙

人物摄影/新京报记者 孙纯霞

从《三国》《隋唐》《大明英烈》,一直说到红色经典,书里有这么多英雄,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?这一辈子下来,我崇拜的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,扶困济危雪中送炭,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,你就是英雄。

我现在写本自传,取名《言归正传》。说了一百多套评书,老是别人的故事,到这儿言归正传,说说自己。从日本人、国民党那年代过来,经历“文革”、改革开放走到今天,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,让年轻人多知道点老一辈的个人史,我觉得还是有益。动笔太累,我还是习惯说书,口述着录下来,让助理整理成文字,有30多万字。完了我一看,人生其实就一个字: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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